打口中国（1）：全球化姿态和挥之不去的疑问
《China With A Cut》Jeroen de Klo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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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Jeroen de Kloet（高伟云）
编译/陈贤江
前言：“打”出来的全球化
历史源自差异，而非同一。
历史即矛盾。
——米歇尔-福柯在21世纪中国日益巩固的超级经济体地位的刺激下，一个重要的事实是“Chinese”已非传统意义的概念，自然而然地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周蕾
全球化姿态和挥之不去的疑问
2008年10月，当我站在位于北京西边海淀公园的摩登天空音乐节现场，我意识到，变化大了。大众已经被允许在公园聚集，音乐呈现出多元化——从死亡金属到城市民谣，歌词大量使用英文，80后潮人云集，音乐节给人一种强烈的全球化体验。与此同时，观众扛着的汉语旗帜和脸上涂抹的油彩中又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天里，何勇、张楚这些九十年代的老明星们和Carsick Cars、重塑雕像的权利一起同台献艺，新乐队的英文名字又一次让人感受到全球化的色彩。而在专辑发行了15年之后，观众们仍然记得张楚的歌词，这让他当晚的演出变成一场集体追忆仪式。
穿过主舞台往小舞台走去，新裤子乐队刚唱完他们最后一首歌，《Bye Bye Disco》，我走向沈黎晖，音乐节的组织者、摩登天空厂牌的经营者和北京的Britpop乐队清醒的主唱。他在北京的文化圈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被视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从1997年摩登天空创立开始，他借助于中国媒体日益增长的自由化，游走于严格管制的边缘，在政治、经济的游戏中玩得游刃有余。
九十年代末发生的变化，让中国摇滚文化获得了复兴。尽管早期的中国摇滚更获重视，但新生代仍然在地下广泛存在。九十年代，人们不再袖手旁观，“下海”，作为从事个人经济的比喻和“与世界接轨”一起成为大势所趋。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大环境促进了中国摇滚的复兴，特征之一即九十年代中期打口文化的出现。
其时，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中国主流市场还不易获得较另类的西方流行音乐。非法的打口CD交易很快就填补了其中的“市场空白”，获得中国年轻人和音乐家们的青睐。打口CD影响了很多乐队和听众，刺激了北京新独立厂牌的诞生——摩登天空和其自厂牌Badhead就是最好的例子。“打口”也成为中国新锐都市青年文化的“标签”。
本书聚焦于打口一代及其影响。探究中国青年文化发展的关键期——从“嚎叫的九十年代”（the ‘roaring 1990s’）到2008年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变。在我看来，这些年是关键性的，如果我们想去理解当代中国和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如学者王晶所说的那样，“不去分析整个九十年代的情况，就很难理解这个文化中经济、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复杂性。”
我对中国流行音乐的着迷始于1992年，当时我在一部纪录片里看到朋克摇滚歌手何勇大声地吼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我惊了，如此离经叛道的态度竟然能在中国公开。我那根深蒂固的偏见被颠覆了，我曾以为，音乐的天性是叛逆的，而集权主义中国没有任何自由，两者是矛盾的。1992年开始的若干年里，借助于模糊而复杂的中国经验，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揭秘摇滚音乐及中国国情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这本书所揭示的那样，我们挖得越深就越能意识到中国的情况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矛盾得多，并因此拒绝简单粗暴地以符号化的“反叛”和“极权”来作为解释，又或是以“二分法”来概括其复杂性——比如“官方vs非官方”、“反抗vs服从”。尽管无论这个国家抑或其艺人都不容易归类，Richard Curt Kraus对于这些神秘的叛逆艺人的诠释却是有用的：“由内容表现出来的对权威的反叛所构成的英雄主义色彩，是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的产物，中国艺人不完全纯粹，政府也并不并非始终如一的恶毒。”
1992年的某天夜里，当我见到何勇之后，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为什么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越来越艰难？如何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如何在多年的批判、解构和歪曲之后准确诠释“中国”和“中国性”这些概念？
本书也许会被误以为是在描述摇滚乐和流行音乐在中国或香港的情况而不是说“中国摇滚”或“中国流行”。但其实相比陈腔滥调地重复诸如“摇滚在中国”这样的字眼，我更愿意使用“中国摇滚”。一种反分类分析认为避免使用“中国”前缀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解释我为什么选择从内部挑战“中国”、“中国性”概念。“这并非是要否认他们的重要性——无论从物质还是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分类，而是专注于他们的生产、体验、重现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反叛。”（Leslie McCall）在对作为前缀的“中国”以通俗的或学院派的方式进行深入阐述之前，首先要理解从摇滚明星崔健开始至今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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