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口中国（2）：顽主
香港《号外》杂志封面上的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随后他们在红磡体育馆的演出成为九十年代初中国摇滚达到商业巅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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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Jeroen de Kloet（高伟云）
编译/陈贤江
从顽主到打口和八零后——顽主
至今仍被誉为“中国摇滚教父”的崔健，作为中国摇滚崛起的代表，九十年代早期在中国大陆地区培养了大批的摇滚听众。何勇、张楚、窦唯、唐朝乐队和黑豹乐队则是那些年里最受欢迎的摇滚歌手和乐队。而台湾厂牌魔岩在这中国摇滚第二波的推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尼姆罗-巴拉诺维奇（Nimrod Baranovitch，知名学者，著有《中国新声音:流行音乐、民族、性别和政治1978—1997》）称九十年初的中国摇滚盛世是八十年代的批判和反叛精神的延续。据他所说，摇滚乐的流行是从令人欢欣鼓舞的1989年春天开始的，从那开始逐渐浮出台面，在公开场合愈发流行起来。整个九十年代初摇滚乐流行趋势的持续走高不仅仅是在那场运动之前和期间，也是那场运动失败后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引发的结果，或许还有些许补偿运动失败的意思。
他把摇滚等同于愤怒、挑战和挫败是一种将摇滚解读为反抗和亚文化的陈腔滥调，而且，在解读中国摇滚这种潮流的过程中，他不但想当然地假定了中国摇滚的暂时性，还夸大了中国摇滚在九十年代早期的流行程度。尽管，他将九十年代早期摇滚乐流行解读为八十年代精神的残余是有依据的。
与摇滚流行同时期的王朔，作为1987年到1992年最畅销的作家，在作品里“描述了北京边缘青年文化和中国的城市生活。”王朔作品里为人津津乐道的“顽主”（原文为“Liumang”，流氓，个人觉得用“顽主”比较合适），作为一个生活在都市社会边缘的形象，总是玩世不恭、放纵情欲、醉酒和听摇滚乐。然而，随着邓小平南巡带来的经济建设浪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王朔笔下的“顽主”和摇滚乐一起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如乐评人赵柯(音译)所言，“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摇滚文化陷入了危机。”
电影《顽主》的DVD封面，根据王朔的同名小说改编，王朔也是该片编剧
无论我们如何被最纯粹、最原始的摇滚音乐打动，那种情感都已经过时了。如今已不再是一呼百应的时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个性，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但无论是作为音乐、精神还是理想，摇滚都在八十年代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九十年代的摇滚乐被认为失去了精神。摇滚的反叛精神被认为有悖于贯穿整个九十年代的经济热，其背后也有党的无形操控。正如戴锦华所言，九十年代，经济取代政治。“摇滚乐危机”让人们更向往文化热席卷的八十年代，而不是九十年代早期。
对于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摇滚危机，张有待发表了一些见解。他告诉我：
“新一代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文化或生活，都是消费主义。我认为八十年代是黄金时代。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摇滚始于八十年代，我想说你应该先问下为什么中国摇滚死于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全身心投入文化上，而现在的人们一切向钱看。”
巴拉诺维奇对于中国摇滚衰落的解读大同小异。在他看来，这“反映出年轻人和其他人都失去了过去那种改变什么的理想和意愿。”相反，如巴拉诺维奇所说，港台流传过来的商业流行乐在中国大陆盛行起来，并成为九十年代的都市之声。对于这段黑暗时期，巴拉诺维奇从文化要素着手，提出中国和西方在文化、政治和社会形态的不同导致摇滚无法成为主流。然而，九十年代中后期发生的一些变化，中国摇滚至今仍在进行的“复兴”，证明把摇滚在中国视为一种短暂的流行现象是不对的。尽管摇滚仍未恢复到九十年代初期的流行程度，但九十年代中后期“打口一代”的崛起带动了中国摇滚新一代的诞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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