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谋家

让中国摇滚起来！——纽卡斯尔来的新文化革命

（译自英国《Q》杂志）

2006年年底，英国当红乐队Maximo Park来中国举办了一次不太成功的巡演。失败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乐队在中国的名气不够，虽然他们的大名三番屡次登上NME的封面。在英国红跟在中国红是两回事，显然乐队、主办方和随行的Q杂志记者对此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他们大概还对乐队能有麦当劳或可口可乐的百分之一的成功抱着一线希望吧。不料……

透过略显昏暗的光线，Maximo Park的Paul Smith眯着眼睛伸长脖子打量着天安门城楼上那副巨大的毛主席像。一群衣着统一的孩子从他身旁走过，头都微缩着，以抵御寒风的侵袭。“这儿这够冷的，”Maximo Park主唱不禁感叹道，他浓重的北英格兰口音在冷风里打颤，“不过等我开始唱歌的时候，大伙一定会忘了这些，孩子们都将疯狂起来！”

Maximo Park出现在这里绝对值得大书特书。在此之前，来过中国演出的大牌摇滚乐队是Rolling Stones，而那已经是八个月前的事儿了。此外，中国的演出市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番景象：2005年，Norah Jones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演唱会卖出了72000张门票。（编者更正：应为北京工人体育馆，该馆能容纳万人左右，据中国媒体报道那次演出的上座率仅五成）而Hip-Hop和舞曲音乐在中国也遍地开花，Carl Cox等超级DJ出场费惊人。但中国迅猛的西方化脚步并没有踏入吉他音乐的领域，这里没有吉他音乐的市场。

可以这么说，Maximo Park的中国冒险之旅是一次向未知的跳跃。但这很有意义。尤其是，在所有Britpop第二次浪潮里浮现出来的乐队里面，这支纽卡斯尔五人乐队看起来是最有特点的。他们融合了Kaiser Chiefs的感染力和Arctic Monkeys的现实主义，却又跟主流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在拒绝了大厂牌的合约后跟非主流的独立厂牌Warp签约。不管是Smith标志性的鸟窝头（今天被猎人帽遮起来了）还是他们如涂鸦般超现实主义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局外人的姿态。

“我们习惯了战斗，”Smith坚定地说，这个外向好动的家伙是因为在一次家庭聚会里上狂吼Enrique Iglesias的《Hero》而被拉入乐队的。“从小到大，我是纽卡斯尔城里惟一一个穿套装的人。但这正是歌迷喜欢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这些个性也引起了中国官方的注意。在Maximo Park获准踏入中国之前，他们被要求提供歌词给时刻保持警惕的共产党审查。（相同的程序砍掉了Rolling Stones的《Brown Sugar》和《Honky Tonk Women》等歌曲）期间，关卡重重，每一步都受到监视。

“在中国做生意太不容易了，”Archie Hamilton说，这个旅居海外的英国人策划并组织了这次的巡演。“这里腐败太多、贿赂太多，如果你没有门路，就别做梦了。但是，这里也有大量潜在的机会，值得冒冒险。”

Hamilton获得了百加得的赞助，这个饮料巨头希望现场演出能帮他们打开中国市场的销路。这个国家的经济奇迹令西方公司趋之若骛。2007年，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投资高达630亿英镑，这或许是历史上最疯狂的淘金热，在这股热潮里，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摇滚乐也将在这里起飞，”Hamilton信心十足地说，“如果这事儿成了，那将是一大笔买卖。”

Maximo Park在中国待了五天，在此期间，他们做了两场演出，一场在北京，一场在750英里外的上海。剩下的时间，足够乐队办派对、观光以及为这个国家的不可思议的景象着迷。乐队去了长城，一路上都很顺利，直到大家发现下山的惟一方法是不得不绷紧神经一路快步小跑——因为阶梯太过平滑了。只见乐队五个成员气喘吁吁地从斜坡上冲下来，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由于语言的障碍，散步总是难免遇到尴尬。演出前，乐队在一个破旧的夜总会里豪饮了一番。确认乐队到场后，演出场地里的DJ放起了乐队的热门单曲《Apply Some Pressure》，一些狂热的听众跟着音乐Pogo（相互碰撞）起来。直到歌曲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墙边并排站着一些眼神伤感的中国女人。那个俱乐部，实际上也是一家妓院。

没错，就像中国专制主义的名声一样，堕落也是无处不在。一家饭店提供的性服务清单令人匪夷所思，服务项目包括了从“男性性功能障碍”（Male sexual function obstacle）到“俄罗斯女郎式摩擦“（Muscovite lady style rub）。毒品也很容易就能搞到，其买卖据说由尼日利亚帮派控制，不受约束。（尽管中国当局对于毒品交易的惩罚十分严厉）

“你绝对看不出这是个共产主义国家，”乐队瘦削的键盘手Lukas Wooller说道。其时，他正坐在北京一家别致的酒吧里喝着清爽型的伏特加。跟他的乐队队友一样，他用自己英国北部的幽默挖苦和嘲讽着这个国家怪诞的一面。Maximo Park成员间的关系特别好，他们凑到一起时常常分享着各自的笑话和趣闻，笑声不断。但他们工作起来则表现得一丝不苟，这让他们注定脱颖而出。

鼓手Tom English跟Paul Weller很像，都有清晰的思路和直挺挺的腰板。他过去常常跟沉默寡言的吉他手Duncan Lloyd一起看护老人。孟买出生的的贝斯手Archis Tiku是个大块头，他同时也是合格的合伙人，他跟曾担任广告经理的Wooller一起为了乐队放弃了丰厚的收入。

“这让我们活得更有价值，”English解释说，“我们都是奔三的人了，在这份活儿上花费了大把时间，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就像这次中国行，我们并不指望太多，就当作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带着这种洒脱的好心情，乐队踏进了北京能容纳1700人的星光现场俱乐部，却发现到场观众不足七成。那是一个俗气的、装修略显普通的场地，不出所料地装饰着百加得的广告。更让人难堪的是，场内很难看到中国人的影子，倒是挤满了从附近大学跑来的欧美留学生，不过，他们似乎更乐于跟异性亲热，而不是看乐队表演。

以英国的标准来说，门票很便宜。（人民币120元，相当于8英镑）但如果你知道北京小孩平均每周的生活费只有200元人民币，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观众里本地人那么少。尽管如此，Maximo Park仍然表现得很好，Smith上窜下跳地耍着自己的招牌动作，就像是一个湿透了的Jarvis Cocker（Pulp主唱）和李小龙的混合体。他甚至还赢得了一次前排观众的求婚。（“我不能娶你！等一下，你多大？18岁？哦，等等吧。”）

回到更衣室，大家都有些沮丧，从乐队到赞助商。无声的恐惧在空气中弥漫：或许让中国摇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很难。

紧张和不安一直跟着乐队来到上海这座灯火辉煌的未来都市。水平线上隐约可见的外滩轮廓如鬼门关般横亘在我们面前。如果说北京因饱受岁月和污染折磨而步履蹒跚，那么上海则是一个纸醉金迷的霓虹漩涡，就像是梦幻般的未来一样充满活力。街道跟生活一起呼啸而过，整个城市仿佛都在疯狂前进。到处是香槟的芬芳，这让大家伙的情绪显然好了不少。

“今晚我们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Smith发誓。

他们干了。

上海的演出现场是一个催汗室，空间很小，观众们挤在一起，一片嘈杂。演出在新歌《Girls Who Play Guitars》中来开帷幕，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演出。而焦点就是Smith。

他那副打扮，法兰绒裤子和不合时宜的帽子，看起来像个不靠谱的主唱，总让人觉得有点别扭，而且，他的声音不太稳，甚至有点糙。不过，他也因此具有某种说不清的吸引力。（这大概就是他能吸引大批女独立摇滚明星的原因吧，其中就有The Long Blondes的Kate Jackson）另一方面，正是他这种怪异的范儿使今晚的演出格外火爆。

能在第一排看到上海的年轻人真让人兴奋，他们显然从相互碰撞中获得了快乐。虽然，刚开始那会儿，他们还小心地跟粗暴的相互冲撞保持距离，但等乐队表演释放高潮的作品《Going Missing》时，这些新的皈依者们也开始跟着疯狂起来，挥洒汗水，传递激情。本次旅程之初，Smith曾预言将会有一次“疯狂”，现在他的寓言终于应验了。胜利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后台，好消息来了。在老家英国那边，伦敦的回归演出门票十分钟内销售一空。新专辑《Our Earthly Pleasures》也准备就绪，大家激动得来回播放、拥抱和握手。新专辑比《A Certain Trigger》更重、更欢快，当它在四月发行的时候，他们将对Kaiser Chiefs式的主流开战。

这时，赞助商拿出了一瓶白酒，中国最受欢迎的烈酒（想想日本米酒，只是更烈而已），然后派对正式开始。酒过三巡，我们想到了三天前Smith望着长城说的话：“每一代里都有乐队站出来改变一些事情。不是我狂妄，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的乐队。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或许，这野心带着孩童般的天真，但在这离家5000英里远的陌生环境里，以血液里的白酒和胜利的名义，一切看起来都是可能的。

译后记：

“无声的恐惧在空气中弥漫：或许让中国摇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很难。”这句话奠定全文的主基调，在这样一种沮丧和失望的心态下，整篇文章都充盈着某种恨铁不成钢的伤感。尤其是其中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察，更有些“恼羞成怒”的成分。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感受而已，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让中国摇滚起来真的很难。这不只是个人欣赏口味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音乐产业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摇滚乐所赖以生存的自由、民主、多元化的社会土壤在中国是如此稀缺，谈何发展？我想，在歌手、乐队们敢于直面社会之前，在大众对于欣赏音乐的需求大大提高之前，在中国社会更自由、更民主、更多元化之前，任何推广摇滚乐的商业运作都是徒劳的。换个角度，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看，中国真的需要摇滚乐吗？关于中国足球，有人提出“中国人能打好乒乓球就好了嘛，何必搞足球？吃力不讨好！”这一思维同样适合于中国摇滚乐——既然中国不适合搞摇滚，有周杰伦和李宇春就好了嘛，搞摇滚乐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未免太奢侈了。